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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進程與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博士招生信息網      2014-08-01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作者簡介】楊雪冬,中央編譯局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研究員 

      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使得協調國家與國內社會、國際社會的關系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任務。面對各種新老問題,已經成型的國家權力使用模式,運用駕輕就熟的政策手段都失去了原來的效力,甚至陷入危機。因此,如何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個目標的確立基于對中國建設、改革和發展經驗的客觀分析,也體現了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敏銳判斷。中國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只有中國特色,也帶有明顯的全球性。應該將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置于全球化這個宏觀歷史背景下進行理解。因此,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沿著對內和對外雙軌進行的。在許多情況下,只有通過改進國際乃至全球治理,才能將國內與國際兩種治理資源有效地調動和整合起來,并為國內治理問題的解決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一、全球化凸顯了國家的變革

      雖然對于全球化的起源時間依然存在著爭論,但是,全球化毫無疑問是一個現實的歷史進程,并且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組織形式。民族國家是人類發明的一種集體生存的單位和組織形態,一直推動著全球化的拓展過程,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面對資本跨國流動引發的一系列國內問題以及科技發展、人員流動等帶來的諸多跨國性問題,單個民族國家已經不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自己的主權和領土范圍內來加以應對,于是一些學者歡呼“民族國家的終結”,質疑民族國家存在的意義。

      21世紀以來,全球化進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有人將其稱為“第三波全球化”,以與1870年開始的“第一波”、二戰之后開始的“第二波”區別開來。一方面,全球化對于各個領域的影響已經全面展開,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能忽視的要素;另一方面,國內與國際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互動更為頻繁。加之全球化產生的諸多新問題,使得如何應對全球化替代了對全球化的盲目歡呼。全球化并沒有導致“國家的終結”,反而激發了國家在管理和治理方面作出一系列戰略性應對,產生了“積極主義的國家”。而一些實證研究共同發現,全球化并沒有使政府變小,而是使政府的作用得到了更有效的發揮。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家的重要性從兩個方面凸顯出來:一是國家在公共問題解決中的必不可缺性。盡管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具有跨國特征的主體,比如資本、各類跨國組織的影響力在不斷提升,但是要有效地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新的公共問題,依然不能離開主權國家,因為國家代表的公共權力往往是各種裁決、決定的合法性確認者、最后執行者,也是領土范圍內大部分沒有跨國流動能力的人口的保障者,還是大型跨國資本遇到市場無法解決問題時的求助對象。隨著公共問題種類和數量的增多與復雜化,不同主體對于國家的要求也在多樣化,但并不是要取消國家,而是要使自己的訴求獲得更有效的回應。因此,我們看到,各國政府在減少管制、下放權力、給資本更大的自由、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更多空間的同時,也在承擔起更多新的職能。各國財政支出的不斷增長就說明了這點。

      二是國家在全球交往中的整體性更加突出。國家在復雜而多樣的全球交往關系中,主體意識隨著與其他主體交往的擴大和深化得以確立和加強。對多樣化主體的了解,開闊了各個國家的視野,增加了進行比較的參照系,有助于各個國家更清楚地認識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和能力。而為了更好地適應全球交往,各個國家也會主動或者被迫地將本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以及本國與其他國家、國際組織的關系納入考慮的范圍之內,相應地協調國內關系,推動內部整合。這種整合主要表現為各國都更加重視協調國家與社會關系,平衡國內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間關系以及建設整體性政府等工作,以將內部關系理順、矛盾減少,形成一致對外的合力,提高整個國家在全球體系中的行動能力。

      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全能者”,而是在多種要求和約束條件下進行理性選擇,甚至主動變革的能動者。有學者就歸納了國家的多個新角色,比如“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裁決型國家”(adjudicatory state)、“道德倡導型國家”(moral advocacy state)。國家的功能也隨著其全球化水平的提升進行著調整和充實。國家除了繼續扮演暴力工具的合法壟斷者角色外,還在努力調整著其對內和對外功能(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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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部,面對更加多元化的社會,國家的秩序維護功能和基本保障功能都在強化。“第三波民主化”之后,許多國家并沒有像一些人設想的那樣,整個國家進入穩步發展的軌道,反而出現了嚴重的政局動蕩、國家權力分散等現象,由此出現了“失效國家”、“脆弱國家”等新概念,以描繪這類國內基本秩序缺失的國家。以建立國家基本制度、實現國內穩定秩序為目標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得到廣泛討論。國家基本保障功能的強化是國家面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本能性反應,因為相對于資本的流動而言,國家政權以及國內大部分民眾都是領土性的,國家要獲得合法性,必然為國內大部分民眾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這是無法全部推卸出去的責任。同時,國內民眾由于對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會對國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各個國家為了留住和吸引資本,也會加強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將宜居環境建設與投資環境改善結合在一起,以提高本國的投資吸引力。

      在外部,國家權力的運用面臨著其他國際主體的全方位競爭,國際因素在國家合法性構建中的影響更加明顯。這使得國家更加重視國際競爭功能的發揮,以全面動員競爭資源。許多國家不再簡單地依靠自然稟賦,而是根據自身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的條件,進行戰略性選擇,積極構建競爭優勢,來改變本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把握科技創新帶來的新的增長機會。采取這種戰略性行動的國家被稱為“競爭性國家”,國家為了保持經濟增長,有目的地“創造、重構或者加強自己的領土、人口、社會環境、制度以及經濟組織的競爭優勢”。在一些學者看來,許多西方國家正在從福利國家向競爭性國家轉變。當然,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發展型國家”本身就可以被視為是針對全球化影響的主動轉型。

    (編輯:北師大在職博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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