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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比較研究

    博士招生信息網      2014-09-21      來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作者簡介:魯雁飛,劉信波,湖南藝術職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2;張文,湖南師范大學,湖南 長沙 410012   魯雁飛(1965-),男,山西榆社人,湖南藝術職業學院黨委書記,教授,主要從事高等教育與管理研究;張文(1978-),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職業教育研究;劉信波(1969-),女,湖南漢壽人,湖南藝術職業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高校英語教學研究。

      內容提要: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是社會經濟和高職教育發展的必然選擇。鑒于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發展的不同步性,通過對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研究,比較兩者集團化辦學基本情況中的相似與不同之處,發現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對我國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有立法與執法、運行機制、政府職能、集團開放度等四個方面的啟示。

      關 鍵 詞:高職教育 集團化辦學 比較研究

      一、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概述

      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是一種新型的辦學模式,主要是指不同區域的高職院校、政府、企業與社會各方面在場地、設備、技術、師資、信息等方面互相補充、相互作用,共同協力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提高高職教育辦學質量,實現集團成員同贏發展。

      (一)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發展概況

      國外的職業教育最先起源于英國,并在上世紀60、70年代得到快速發展,各類高職教育機構的地位得到法律的確認,社會承認度迅速提升。1973年,美國成立了國內第一家職業教育集團——阿波羅職業教育集團。之后,德國開始出現了部分“雙元制”模式的職業學校和高等職業專科學校。進入20世紀80、90年代,國外發展了許多新概念的職教集團,如:1981年印度成立的NIIT集團以及英國通過《1988年教育改革法》所提出的私人資助公立學校——城市技術學院(CTC)等等。從國外職業教育發展來看,這些職業教育辦學在很大程度上雖有集團化辦學的特征,但并沒有正式提出“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口號。

      國外職教集團化辦學經過多年的探索,辦學主體及模式逐漸呈現多元化。形成了政府主導型、企業(行業)主導型、院校主導型以及自愿聯盟型等多種模式。例如:美國的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主要有政府主導、院校主導和企業主導三種模式,英國有校校模式、校企模式和綜合模式,以校企合作為特征的“雙元制”模式則是德國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主要模式。

      (二)國內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現狀

      國內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興起于20世紀80、90年代,進入90年代后開始快速發展起來。1992年北京成立了旅游職業教育集團,開創國內職教集團化辦學的先河。此后全國各省經過積極探索,紛紛組建具有地區與行業特點的高職教育集團。從2003年起,河南省先后在公路交通、信息技術、工藝美術等領域組建了14個以專業為紐帶的省級行業性職教集團。2003年至2005年,天津先后成立了以項目為紐帶的渤海化工集團教育培訓中心、以行業為依托的交通職教集團和面向農村的薊縣職成教育集團。2005年之后,國內高職教育集團發展出現兩個特點:一是數量與規模發展迅速,截止到2012年12月,全國先后成立了500個高職教育集團;二是辦學的類型出現多樣化,有政府主導型辦學、企業主導型辦學、名牌效應型辦學、產業支撐型辦學等。

      二、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對比

      (一)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相似性

      1.均為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職業教育的發展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及其在生產領域中的運用不斷發展的。在上世紀60、70年代,西方國家進入經濟高度發展的階段。經濟的發展導致產業結構的改變與升級,這些變化導致非熟練的工作減少,需要多種或者高水平的工作增加,這些導致職業教育必須面對市場。為了應對這種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職業教育面臨著新的提升,出現了多元化的辦學模式,職教集團化辦學成為必然。不論是德國的“雙元制”還是美國的社區教育,都是社會、經濟與教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隨著我國經濟逐漸實現了全面轉型,從科技成果發明到科技成果轉化,包括產品生產、推廣和銷售的整個周期在縮短,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愈發迫切。同時,由于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社會化大生產對產業工人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高職教育作為培養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基地,必須以高標準培養人才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加強了職業教育內部諸要素的融合,有利于強化內部管理和分工,從而進一步提高辦學質量。全國各省在政府的要求下紛紛組建了不同類型的職教集團。所以,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即當經濟發展到成熟的工業經濟階段以及向知識經濟過渡的階段,經濟與科技發展需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集團化辦學就變成了一種各國及地區職業教育發展的共同選擇。

      2.辦學理念源于“大職教觀”

      辦學理念是集團化辦學長期醞釀的理性思考及實際運行中所形成的教育價值取向、教育思想觀念和教育精神向往。國內外職教集團化辦學理念都來源于“大職教觀”,即主張把職業教育貫穿到各種教育之中。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結合,作為終身教育的一種任務。如:美國的技術準備計劃就整合了升學、就業、終生發展、提高就業者的技能水平以及提升教育效率等多種目標。德國的雙元制、英國的城市技術學院、美國的阿波羅教育集團與職業生涯公司,也都體現了“職前職后一體化”的教育理念。我國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理念也是來自于“大職教觀”,以城帶鄉的“河南模式”、院校牽頭的“陜西模式”、校企合作的“天津模式”等,都是“大職教觀”的實踐。

      3.辦學模式呈現多元化

      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有政府主導型、院校主導型、企業主導型、校校模式、校企模式、綜合模式、自愿聯盟模式等。國內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導型、滾動發展型、產業支撐型、校企合作型、校校合作型等(如表1所示)。從世界各國辦學的模式與主體來看,各國都結合世界辦學的經驗與自己國情,創建各種模式,顯現出多元化的特征。

      4.辦學效果表現為人才培養的高質量、低成本以及集團成員利益共贏

      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效果主要體現在:集團的各成員都注重通過低成本培養高質量的技術人才以實現集團成員之間的辦學中的利益共贏。學校想通過集團化辦學,利用政府與企業、行業的資源來降低成本,真正培養面向市場的實用型人才;政府想通過集團化辦學這種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適應產業結構變革與升級;企業想利用學校的人才資源,實現人才培養小投資而大回報的實惠。

      當前,世界各國都出現了職業教育培養的高素質、高技能專業人才的薪資高于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的現象。在廣州、深圳,高技能專業人才月工資在8000元以上的為數不少,而一些普通大學生還在為月薪3000元的工作發愁。集團化辦學模式的人才培養機制,適應了世界各國高職院校生存發展的需要,也適應了各國工業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更滿足了各國企業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需求。因此,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效果明顯,在集團化辦學中,通過整合整個集團成員的資源,各成員相對自身來說是以低成本獲得了高收益,并且資源整合也有利于提高技術人才的質量、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從而實現共贏。

      (二)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差異性

      1.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中政府與企業參與度不同

      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離不開政府、企業的參與,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政府在辦學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承擔了規范者、投資者或購買者的角色。在政府主導型模式中,政府會盡可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管理、監督和推動辦學。其他模式則往往采取政策支持、以保障條件的方式和獎勵的措施以及實行大部制等措施來扮演政府角色推動職教集團的運轉,如:英國就把教育與勞動職能部門合并成了就業與技能部門。政府參與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往往運用多元杠桿實施統籌和調控;從表面上看,德國的“雙元制”是學校與企業的合作,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同一般,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將保證這一制度的權威性及企業(行業)的利益。雖然我國各級政府大力支持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也出臺了許多政策來支持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就明確提出“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資源整合和重組,走集團化、規模化、連鎖化的辦學路子”。然而在辦學的實際過程中,政府對集團化辦學關注太少,實質性的政策支持仍顯不足,而且政策落實不到位,政府資金投入也很少。

      除了政府,企業的參與也是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國外企業在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中作用比較突出,往往處于中心的地位。德國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一個關鍵性要素是重視企業的主動地位。在辦學中,企業利用自身的設備、技術人員和場地等優勢,聯合職業院校,開放關聯的培訓課程,在政府的統籌管理下,為相關人員供應培訓服務。澳大利亞的TAFE和新學徒制,也都可以看出企業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TAFE的課程開發中,培訓包是由企業主導設計與開發的,顯現出企業的中心地位。而在我國,企業大多還只是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觀眾”,在參與辦學上缺乏應有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參與熱情不高,多數是被集團牽頭高職院校拉進來的。企業在集團化辦學過程中常常表現為平淡甚至冷漠:多數企業將經濟效益作為是否參與集團化辦學的動力,或者由于在職教集團化辦學中短期未能獲得預期效果而不愿進行實質參與,高職院校與企業還遠未形成有效的合力。

      2.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運行機制完善程度不同

      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運行機制較為完善,政府的監督、統籌與協調機制比較健全,集團內部框架清晰,責權關系明確。例如:英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管理以及運行機制主要有教育與就業部門為決策機構,職業教育機構和“學習與技能委員會”為實施機構,監督評價機構有“資格與課程管理局”、“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委員會”等以及倫敦行業教育協會、商業與技術教育協會、皇家藝術協會等為代表的頒獎機構。荷蘭為了推動職業院校與企業(行業)合作,設立了專門部門統籌和管理職教集團化辦學問題,形成了責權明晰的管理體系,鹿特丹運行中心集團就是這種管理體系的代表。

      我國現今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運行機制還不完善,集團組織渙散、利益不明確。集團的組建具有自發性與民間性,在組織形式上主要采取理事會形式,不具有法人身份。多數職教集團僅僅是簡單的疊加,僅憑章程約束,在整體上缺乏統一的合作載體和管理機制,從資源、組織結構到制度的集成非常有限,學校的教育資源與企業的資源無法實現有效的整合。這種渙散的組織形式導致集團運行不力,辦學效果不高。

      3.國內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吸收社會資源的廣度不同

      國外的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能夠有效地吸收各類社會資源,吸收社會資源的范圍比較廣,社會成員一般都能積極主動地參與集團化辦學。這恰好是職教集團化辦學社會效益最大化能否實現的關鍵地方。國外職教集團化辦學設計主體由政府、學校、企業(行業)、社會中介組織、社區等多元主體聯合,多方吸收社會資源,包括游離于集團外的機構資源。例如:德國除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外,職業院校、行業協會、經濟部門、聯邦勞動部門、各州公共部門都是職教集團化辦學的直接參與者,能夠有效地利用社會智力、物力、信息等資源,通過優勢互補和各取所需,將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有機結合起來,共同推動職教集團化辦學向前發展。

      國內社會對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參與、支持熱情普遍不高,社會與院校之間的合作還很有限,在吸收社會資源方面現在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高職教育集團建立以后,并不著力吸引社會各種資源,吸引社會資源能力也很有限,并且大部分集團成員都是公辦院校的,很少有民辦高職院校納入集團化辦學主體之中。即使國家政策許可,在現實操作上也很艱難。由于在吸收社會資金投入方面力度不大,很多職教集團還沒有利用好市場各類渠道吸收社會資金與全球資金,未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機制。一些中介機構和企業對職教集團化辦學的長期效果的預期不夠樂觀,對加入集團的積極性自然就不高。

      三、國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對我國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啟示

      (一)完善有關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方面的立法,并嚴格執法

      參閱國外先進國家的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辦法,“立法”是解決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發展中諸多問題的最有效的手段,“以法治教”則是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優良發展的根本保障。當前我國在推動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方面的政策雖然比較明確,但是還缺乏與之相配套的、能操作的、細則性強的“法律法規”,還無法解決集團化辦學出現的諸如企業參與積極性不高、集團化運作效率低等各類問題。因此,需要向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學習,適時地不斷修訂和完善我國有關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確保我國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走上法制軌道,促進良好發展。

      (二)優化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的運行機制

      加強集團的自身建設,進一步完善辦學運行機制。政府要制定各種相關政策,給予職教集團合法身份與地位,明確職教集團辦學的運行權限,把職教集團辦學寫入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高職教育集團自身也要建立辦學主體正當、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明確各成員的責權關系,實施職教集團辦學的準入、退出和過程評價制度。要關注職教集團內部的運行環境建設,優化集團內部組織制度的設計、組織機構的建立以及行為規范和利益協調規則,體現職教集團辦學多元主體的多元利益。并要在職教集團內部設立職業教育與產業對話協作與操作機構,協調集團各主體利益、行為,處理校企合作常規工作,保證職教集團運行良好。

      (三)轉變政府職能,增強辦學開放力度

      政府應定位于服務型政府,進行機構改革,施行對口職教集團大部制,主動轉變管理職能,變革職教集團化辦學的政府監控方式,對集團的管理由外控形態變為內控形態。各級政府要給高職教育集團化辦學提供條件、創造環境,如:簡化辦學審批手續、完善財政等各類保障機制、給辦學者在場地方面提供優惠等。高職教育集團自身也要實施“走出去”、“引進來”戰略,在吸收國外優質的職業教育管理經驗和管理模式的同時,也要有向國外輸出優秀的高技能專業的意向和信心。國內外高等職業院校要共享、互補、整合、重組各類教學資源,如:實訓設備、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師資、學校場地等;院校之間要不斷融合,培育新的有利于學校發展的生長點,以實現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加強高職教育與中職教育的溝通與銜接、交流與合作,以滿足學生繼續深造的需求和愿望。

    來源:《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1期 作者:魯雁飛 張文 劉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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