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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生產模式的現代轉型與大學科學研究的模式創新

    博士招生信息網      2014-10-14      來源:《教育研究》

      作者簡介:李志峰,武漢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教授;高慧,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武漢 430070;張忠家,長江大學黨委書記、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荊州 434023

      內容提要:知識生產方式正在發生重要變化,表現出知識生產的情境化、集體性和跨學科協同性,知識生產的主體多元性和組織多樣性,知識生產的社會責任性和雜合式的質量控制標準等特征。知識生產方式的變化對大學科研的理念、目的、地位、組織結構、科研評價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興趣主導、以學科為基礎、“為知識而知識”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當代知識生產的內在復雜性及大學科學研究自身發展的需要。知識生產模式的現代轉型打破了既有的大學科學研究的學科依附壁壘,改變了大學科學研究的組織方式。因此,基于國家和社會需求導向的跨學科協同研究等多種知識生產模式,成為個體自由探索研究之外的重要研究范式和大學科學研究的必然選擇。

      關 鍵 詞:知識生產模式 大學科學研究 模式創新

      20世紀,大學毋庸置疑地成為知識生產的關鍵機構。就新知識的生產而言,現代社會還沒有創造出任何可以與大學相提并論的機構。[1]當前,大學的知識生產方式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如知識生產跨越了學科界限,組織方式變得“靈活”和“隨機”,目標更加明確具體,等等,這些特征預示著大學的科學研究模式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在知識生產方式發生重要變化的時代背景下,以學科為中心的、具有穩定組織邊界的、封閉的、象牙塔式的大學知識生產方式,在面對國家和社會重大需求、科技綜合化、社會問題復雜化的挑戰下,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知識生產方式的現代轉型和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因此,大學創新知識生產模式成為當代大學科學研究范式轉變的必然選擇。

      一、知識生產模式現代轉型的理論基礎

      二戰之后,知識生產演變理論不斷涌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識生產演變理論主要有小科學與大科學理論、模式1與模式2理論、學院科學與后學院科學理論等。雖然這幾組理論描述的知識生產演變過程和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目標都明確了知識生產現代轉型的新趨勢。

      (一)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現代科學研究的歷史發展

      1962年,耶魯大學教授、著名的科學史專家戴雷克·普賴斯在“培格萊姆”講演會上發表了四次講演,論及科學自身的社會效應,在此基礎上完成《小科學,大科學》一書。他在此書中首次提出了知識生產的小科學和大科學概念,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小科學與大科學理論。

      普賴斯認為,大科學與小科學是相對應的。從小科學時代到大科學時代轉變過程中,知識生產的規模、科學評價、交流方式、科研目標、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及報酬等方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就知識生產的規模而言,大科學時代比小科學時代具有更強的知識生產能力,能夠產生更多的科學成果;在科學評價方面,大科學時代的科研協作難以評定每個人的學術貢獻,而小科學時代的科學評價猶如“一把滑動的計算尺”,對所謂的“出類拔萃”進行等級評價;在知識交流方式方面,大科學時代的“科學通勤”①成為知識交流的重要方式,通過科研合作由人到人來交流知識,而不是小科學時代主要通過發表文章來進行學術交流;在科研目標方面,大科學時代科研協作和無形學院的出現以及良好科研設施都是為著科研的特殊目標而發生效應的,具有明確的目的性。簡而言之,大科學是指在人、財、物三方面投入巨大的大規模科技研究活動,是相對于那種“私人資助的、以增長人類知識為目的、以個人興趣為主導的自由研究”的小科學而言的。從歷史的視角來看,大科學是小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科技活動的大融合與科技轉化的周期越來越短也使得“集約型生產”和高效率的大科學成為現代社會的必然選擇。

      (二)從模式1到模式2:現代科學研究的范式轉變

      知識生產模式的產生和轉換具有歷史連續性。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式知識生產組織如大學和科研機構等的擴張和分化,國家科技政策的強有力牽引,國家和市場對于科技成果的強大需求使得傳統的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不能夠滿足國家和市場的需要,因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從所謂的以科學為基礎的學科‘模式1’轉變為以研究為基礎的應用‘模式2’”[2]成為必然選擇。正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必然,1994年,邁克爾·吉本斯等六位在科學(政策)研究領域杰出的學者,在分析知識生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知識生產對高等教育機構與市場影響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識生產的模式1和模式2理論。

      在模式1中,設置和解決問題的情境主要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學術興趣所主導;在模式2中,知識處理是在一種應用的情境中進行的。模式1的知識生產是基于學科的,而模式2是跨學科的。模式1以同質性為特征,而模式2則是異質性的。在組織形式上,模式1是等級制且傾向于維持這一形式的;模式2則是非等級化異質性的,且是多變的。與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識生產擔當了更多社會責任,且更加具有反思性。模式2涵蓋了范圍更廣的、臨時性的、混雜的從業者,他們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語境所定義的問題上進行合作。[3]

      從模式1到模式2,是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轉型。首先,從模式1到模式2,反映了當前對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的需求。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即布魯諾·拉圖爾描述的“科學”的文化向“研究”的文化的轉變。科學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已經轉變成共謀關系。[4]其次,模式2宣告了一個新的科研模式的出現。知識生成于“應用的語境”和各種各樣的組織中,跨學科性越來越顯著,傳統的以學科為基礎的同行評議體系被一些經濟的、政治的等額外標準所代替。

      盡管吉本斯等人的理論對理解和指導當前大學科研組織形式及科研活動提供了創新的視角,也較為準確地把握了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的變遷特征,但并不能夠說,模式2就可以完全取代模式1,如果完全從模式2出發去描述概括當前及未來知識生產的全部形式和特征,就未免失之籠統與偏頗。沒有模式1也就沒有模式2,科學是源,應用是流。傳統的以學科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方式(模式1)是模式2的基礎和內在動力。現代知識生產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尤其是大學的知識生產方式,模式1更為重要,在模式1基礎上開展模式2的知識生產是現代知識生產方式的必然趨勢。如果忽視模式1,過分強調模式2,現代知識生產將不可持續,也就很難更好地服務國家和市場的需要。

      (三)從學院科學到后學院科學:現代科學研究的發展邏輯

      對于當代科學的新變化,英國著名的科學家、科學哲學家齊曼也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真科學》一書中進行了全面考察。他在吸收了“模式2”和“學術資本主義”等一些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學院科學與后學院科學理論。齊曼認為,學院科學是一種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是一種脫離世俗利益的純探究活動,也是人類世代傳承的一種主流文化形式,遵循的是默頓所描述的CUDOS②規范。而后學院科學是學院科學在“應用語境”下運轉的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是學院科學向產業領域的延伸,體現出PLACE③的特征。簡言之,后學院科學指的是一種“在科學組織、管理和執行方式中的徹底的、不可逆的、世界范圍的變化”[5]。

      從學院科學到后學院科學,實現了大學科學研究發展的邏輯轉換。首先,科學已經發展到一個無法依賴個體獨立工作來解決突出問題的階段,成為一種集體的活動,研究者們共用設備并合著文章。而且,科學家關注的實踐和基礎問題在本質上都是跨學科的,需要集體的努力,設備復雜化也使研究朝著更集體的行動模式發展。其次,科學活動的指數增長已經到了“財政的上限”,科研可用的資源總是有限的,導致了對于責任和效率的要求,科學家面對的實現更明顯的“物有所值”和“資源問責”的壓力不斷增加。另外,科技政策加劇了對資源的競爭,使得大學和企業的聯系更緊密,而且資金越來越多地來自研究合同。[6]

      二、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特點與大學科學研究的新變化

      普賴斯和吉本斯等六位學者與齊曼的知識生產方式理論雖然表述各異,側重點也各不相同,但卻存在著共識:即知識生產模式正在發生改變,科學系統處在轉型中,研究議程正在發生變化,科學與其他社會因素之間的互動日益密切。相對于傳統的知識生產所表現出來的基于學科的、由學術興趣所主導的、同行評議的等特征,“大科學”、“模式2”和“后學院科學”這幾種理論顯示了知識生產方式轉型的一些新趨勢。

      (一)知識生產的情境化,使得科研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語境依賴性,更強調知識的效用

      隨著科學研究地位的凸顯,大學越來越依賴科學研究來提升院校的聲望,而面向國家和工業界需要的研究由于受到科技政策的引導和院校獲得資源的強大動力影響正在成為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強調知識的應用性是一種越來越突出的趨勢。科學的很多專業領域已經進入“定向”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戰略性地引導科學研究朝著所設想的擬定目標發展成為知識生產的新趨勢,對于國家和市場的語境依賴越來越強。基本科學知識被鼓勵應用到實際問題中去,科學被強制征用為國家研發系統的驅動力和為整個經濟創造財富的發動機。[7]基于應用情境的知識生產,一直面臨著不斷的談判、協商,直到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都被兼顧為止,并且從知識生產的一開始就被期望能對工業、政府等有用。知識的效用成為科學研究重要的評判標準。

      (二)知識生產的集體性和跨學科性,使得科研成為一種集體的、團隊的活動

      新的知識生產更多的是跨學科或超學科的組織模式,學科之間的溝通合作日益頻繁和深入。沽丁曾提出,以專業化和混合構成的學科發展是任何科學實踐的典型,知識生產從來不會孤立地產生,它總會涉及其他學科的要素。[8]知識生產的集體性和跨學科性,不僅預示著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還預示著科研是一種集體的、團隊的活動,它們在共同的目標指引下獲得學科和知識生產的共同發展。科學高度綜合化使得個體獨立開展研究工作以解決重大科學問題越來越困難,個人主義的研究文化正在被多學科團隊合作文化所代替。

    (編輯:在職博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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