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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間領導力理論和實踐溯源與層次結構探討

    博士招生信息網      2014-11-14      來源:外國經濟與管理

        【作者簡介】郝斌,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劉石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任浩,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一、引言

      聯盟與網絡研究已歷時數十年,已經覆蓋企業間的能力、協作機制、組織結構、伙伴選擇、知識整合、契約安排以及相互關系等諸多方面(Dyer和Singh,1998;Gulati,1998;Zaheer和Bell,2005;Kale和Singh,2007;Schreiner等,2009;Mahmood等,2011),并且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從相關研究的理論建構邏輯來看,主流文獻在探索具體問題時普遍預設了這樣一個隱含假設:企業間合作是基于資源交換或能力互補進行的平等合作。在缺少股權關系的情況下,這個隱含假設無疑構成了企業間戰略合作的基礎。然而,近些年發生在市場競爭與產業結構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變化,對這個隱含假設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在產品內分工日益細化、企業間協作動機愈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企業間網絡中的平等關系開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非對稱性關系結構及企業間權力的形成(郝斌和任浩,2009;Perrons,2009)。更明確地說,企業間網絡中的核心企業對其他成員企業的正式和非正式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姑且把這些影響力統稱為企業間領導力。企業間領導力既可能來自核心企業對網絡資源分配權的掌控,也可能源于核心企業在協同創造價值過程中樹立的良好聲望或領導者形象。根據郝斌和任浩(2011)的界定,企業間領導力是指網絡(聯盟)核心企業對其他成員企業的影響力。核心企業憑借這種影響力,通過探索網絡發展方向、整合網絡資源與目標、協助解決其他成員企業的困難、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與聲望,來引導和影響網絡其他成員企業,并促進網絡合作取得成功。由于不同核心企業在領導成員企業進行業務協調與價值創造方面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效率特征,因此,不同核心企業也在企業間領導力方面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建構企業間領導力理論體系,探究這種領導力對企業間網絡績效的作用機理,不僅有利于指導核心企業提升自己的企業間影響力,而且有利于核心企業協助成員企業提升績效。

      作為前沿探索性研究,本文旨在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企業間領導力概念進行合法性論證,并對企業間領導力的層次結構進行初步探討。為此,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尋根溯源,論證企業間領導力概念的理論合法性;然后通過考察企業間合作實踐發生的重大變化及其對企業問領導力的訴求,從實踐層面來論證企業間領導力概念的實踐合法性;最后識別企業間領導力的層次結構,更清晰地闡明這一概念的內涵,以期拋磚引玉,吸引對此問題感興趣的學者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論和實證探索。

      二、企業間領導力理論溯源

      為了論證企業間領導力的理論合法性,我們采用尋根溯源的方式為這一概念尋找理論依據,通過總結已有理論并預測它們的發展趨勢來為企業間領導力概念奠定理論基礎。基于對現有文獻及相關理論的廣泛搜索,本文從資源依賴、網絡位置、意義建構等三個方面來探討企業間關系中的非對稱依賴、聯盟網絡合作下的中心位置和知識整合中的聯合意義建構,從而引申出企業間領導力理論建構的基本邏輯。

      (一)企業間關系中的非對稱依賴

      隨著業務聚焦化戰略的回歸,企業開始逐漸把業務重心從企業內部轉向外部,并越來越多地采用模塊化網絡、外包生產、跨組織大規模協作等新型組織間合作方式。因此,企業間關系這一處于市場與科層制之間的“中間地帶”就成了企業特別是核心企業管理層關注的焦點,而企業間關系型合作實踐的發展催生了企業間關系理論。根據企業間關系理論,企業可以通過與其他組織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來獲取外部資源(Gulati,1995;Gulati,1998)、開展組織學習(Dyer和Singh,1998)、拓展社會關系(Khanna,1998;Dyer和Nobeoka,2000)并吸收外部知識(Helena等,2001;Zaheer和Bell,2005)。企業間合作的不斷發展和產品內分工的不斷細化,催生了上下游企業和同行企業之間的企業間合作網絡,即在兩個或多個企業組織之間出現了相對持久的資源交易、資源流動和資源聯結網絡(Oliver,1990)。網絡內部成員企業之間通過正式契約和關系契約結成聯盟,進而形成一整套有序的企業間界面協調機制。在企業間網絡框架下,企業之間以業務交易、信息共享、知識交流、能力互補、平臺建設等多種形式開展合作(Das和Teng,1998)。

      實際上,企業間的合作并不總是平等的,常常存在某些企業在資源或能力上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情形(Grahovac和Miller,2009)。例如,在模塊集成商和提供商之間的合作中,集成商往往因為掌控了終端資源而在議價能力上勝過提供商。這樣,作為弱勢方的提供商在業務交往中難免要依賴作為強勢方的集成商,于是雙方之間就形成了一種非對稱的依賴關系。從資源依賴理論視角來看,企業間的這種非對稱依賴關系源于作為強勢方的核心企業對核心資源的追逐和掌控。現實中,核心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渠道來避免對特定成員企業的依賴,或者降低對特定成員企業的依賴程度,而成員企業則無法擺脫對核心企業在資源上的依賴。這種非對稱依賴會增強核心企業的強勢地位,而核心企業憑借自己的強勢地位就有了凌駕于其他成員企業之上的權力(Perrons,2009)。這種權力不同于企業管理者手中掌握的職權,兩者的差別在于:其一,核心企業對于其他成員企業的權力屬于企業間權力,是“一家企業影響其他企業的能力”(Hart和Saundrs,1997);其二,企業間權力并不是正式的組織職權,而是核心企業因掌控了資源而能夠控制其他成員企業的強制力量。根據資源依賴理論,在企業之間平等交換資源的情況下,企業間權力就處于一種平衡狀態;而在資源不對稱依賴的情形下,企業間權力就會掌握在掌控資源的核心企業手中(Molm,1997)。

      在企業間關系非對稱性加劇并催生企業間權力的情況下,并非每個核心企業都能夠很好地利用這種權力來協調和整合企業間資源,并且使合作平臺上的所有企業都能夠受益(Perrons,2009)。這種在權力利用和行使方面的效率差異,既反映了不同核心企業影響成員企業的能力存在差異,又構成了企業間領導力在影響力差異方面的基礎。

      (二)聯盟網絡合作下的中心位置

      正如Gulati(1995)所指出的那樣,如今聯盟作為實現企業長遠目標的戰略工具而凸顯其重要性。通過建立聯盟能力,企業及其聯盟經理們可以更好地從以前的協作關系中學習知識和積累經驗,進而增加聯盟成功的可能性(Heimeriks和Duysters, 2007;Kale和Singh, 2007;Schreiner等,2009)。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為了使聯盟能力能作用于未來的聯盟績效,企業之間需要某種刻意安排的學習機制(Kale等,2002;Draulans等,2003),其作用在于獲取、編碼、分享和內化專有技術知識(Kale和Singh,2007)。而企業能否很好地從其他聯盟伙伴那里學到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所處的網絡位置。Zaheer和Bell(2005)基于社會網絡理論研究發現,從網絡結構角度看,網絡中處于不同位置的企業會遇到不同的知識獲取機會,也因此會對它們的聯盟能力與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他們倆認為,基于不同網絡位置所形成的創新能力會直接作用于企業績效,并把這種能力稱為“網絡驅動的能力”。如果企業對結構洞進行橋接以擴大網絡關系,那么就能提升績效。如果企業能夠不斷拓展網絡關系,并逐漸逼近網絡中心位置,那么就能以自己為中心建構更多的網絡關系,而網絡其他成員企業之間的直接關系就會相應減少(Ahuja,2000)。根據Mahmood等(2011)的研究,企業通過與不同類型的成員企業建立關系,就能很好地推動其創新能力的提升;而且,企業在特定網絡中的中心度越高,創新能力提升就越顯著。

      由于基于中心位置廣結關系能夠帶來資源優勢,因此,網絡內部各成員企業會不斷拓展自己的聯結關系以搶占網絡中心位置。不過,社會網絡理論更多地是把網絡中心位置視為獲取資源的一種手段,注重占據中心位置的企業的關系優勢,卻沒有注意到企業在逼近中心位置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其他企業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恰恰是企業間領導力的重要基石。究其原因,基于中心位置構建的廣泛聯系能賦予核心企業對其他成員企業的影響力。核心企業不僅能夠通過基于中心位置構建的廣泛聯系來獲取資源,而且還能夠通過廣結關系,協助成員企業拓展關系和學習知識。由于核心企業處于網絡主要路徑的交匯點(Zaheer和Bell, 2005),控制了不同聯結關系之間的樞紐,因此可以利用其位置優勢來實現網絡信息的傳遞和資源的整合,進而促進成員企業的能力提升。以核心企業為軸心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和相互依存關系會對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技術學習和創新擴散產生正面影響(Romano和Rinaldi,2001),促進網絡內部的知識流動與共享。核心企業的關系建構與協調能力越強,就越有利于網絡內部的知識創造和共享,核心企業的網絡影響力也就越大。因此,基于中心位置的網絡關系建構與資源獲取既是企業間領導力形成的內在邏輯,又是核心企業構建其影響力的必由之路。

      (三)知識整合中的聯合意義建構

      企業間知識的異質性和分散性以及創新對知識基礎的高要求,使得主流研究越來越把目光聚焦于企業間學習與結盟,企業間網絡因此而成為跨企業邊界整合知識的重要手段(Inkpen和Tsang, 2005;Nielsen, 2009;Phelps,2010)。出于自身拓展知識基礎的需要,企業在整合知識時會重點關注互補性、異質性、相關性等知識的結構特點(Rodan和Galunic,2001;Kim和Finkelstein, 2009;Fang, 2011;Yao等,2013)。企業間的知識異質性與互補性能為企業間的后續知識整合及其協同作用的發揮創造條件,又能大幅度拓展企業的知識基礎。特別是在開發跨市場、跨產業的技術創新方面,異質性、互補性知識能夠支持深度技術探索,也因此而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Kim和Finkelstein,2009)。企業對異質性、互補性知識的整合必然要受到如環境(Pisano,1994)、松散耦合型結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Ravasi和Verona,2001)。在已有的研究框架下,知識整合往往是企業內部任務,依靠企業單方面的行動來完成。實際上,知識整合不僅涉及知識內容,而且關系到企業對知識的分析和解構,而這往往需要知識供方和受方的協同行動(Frost和Zhou,2005)。從企業間關系治理角度來看,核心企業的知識整合方式會直接影響網絡其他成員企業的認知和承諾。核心企業越注意與其他成員企業溝通合作,建立和保持良好的聯結關系(Schreiner等,2009),知識整合就越有效。基于這一邏輯,核心企業在進行知識整合時應該更多地考慮其他成員企業的知識訴求,實施Revilla和Villena(2012)所倡導的“聯合意義建構”(joint sense-making)。

    (編輯:北師大在職博士同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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